渣打丁爽:让货币政策真正稳健财政政策更积极

2015-07-16 11:3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薛皎 林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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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十年,货币政策对于国内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功不可没。展望未来,随着国内、国外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货币政策又该何去何从?

  “从近两年来看,货币政策取向虽然是稳健型的,但实际上比较‘积极’;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发力不足。下一个十年,希望政策执行能回归到政策原本的取向,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货币政策更加稳健,这是较为理想的状态。”渣打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丁爽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丁爽认为,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我国的国际收支未来总体趋于平衡,资本流动大进大出会成为常态,国内居民将进行资产重新配置,更多购置海外资产。此外,他强调称,不可能依靠货币政策来提升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的宏观政策,要运用政策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最终还是要靠结构性改革使经济实现一个自我维持的增长,而不是靠宏观政策来驱动增长。”丁爽称。

  短期经济增速将低于潜在增长率

  第一财经日报:如何评估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丁爽:从国际环境来看,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长期处于缓慢复苏状态,预计未来较长时期内,大多数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仍将低于危机前水平,这是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很难再依赖外需来补偿内需的不足。

  我们的看法是,近一两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低于潜在增长率。我们测算今年的增长率是6.9%,而潜在增长应该为7.5%左右。从长期来看,潜在增长率会从目前的7.5%慢慢下降到2020年的6%~6.5%,而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在经过一段消化期之后也会向潜在增长率慢慢回归。从2020年至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会向6%甚至5%慢慢过渡,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本身也是下行的,虽然其下行速度相对缓慢。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速度,其中劳动年龄人口的趋势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的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同时,由于产能过剩,资本积累速度也会相对减慢,这两方面对潜在增长率都造成拖累。最终要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方面中国有相当大的余地和希望。如果改革顺利推进,产业链升级成功,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的速度依然可控。

  此前,由于中国的过度投资,把经济增长拉到了潜在增长速度之上。从较长期的经济规律来看,如果一些年份通过宏观政策把经济增长提高在潜在增长速度之上的话,之后调整期就会出现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来消化以前产生的过剩产能,正如我国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当经济增速位于潜在增长率之下时,通货膨胀会相对较低。

  日报:就目前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是否面临通胀/通缩问题?

  丁爽:短期来看,通胀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危险。但长期来看,一方面潜在增长率下行,另一方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以及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会对通胀带来明显推动作用。即使目前通胀处于低位,服务业通胀依然相对较高。

  中国出现通缩的风险比较小。近年来中国的核心通胀一直比较稳定,居民对于服务业与食品需求的增加都成为推升通胀的潜在因素。从外部影响来看,大宗商品价格不可能总是下降,调整到一定阶段会趋于稳定。一旦稳定下来,就不会对通缩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回归货币政策本质

  日报:过去十几年中国一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新经济形势下,未来货币政策目标是否会有所调整?

  丁爽:首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货币政策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中长期来看,货币政策更多的是发挥逆周期的作用,在经济出现下行时,通过货币政策来缓解下行幅度,随后在经济上行时收回宽松的政策。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应该保持中性,有利于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从而使企业、个人能够在平稳中性的环境下更好地形成稳定的预期,这是货币政策应该发挥的作用。

  为了稳增长,国家应该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和结构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我国如果想要在短期内实现7%的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相对而言有更大的施展余地,同时通过财政政策可以更好地让财政和货币政策相配合。当外汇占款不再成为基础货币创造的主渠道时,人民银行[微博]可能会使用多种其他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当中有一些需要抵押品,当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时,就会有更多的国债、地方债券发行,加深政府债券市场的活跃度以及广度深度,而这些债券可以作为央行贷款的合格抵押品,货币政策也因此得到更大的操作空间。

  日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该怎样更好地配合?

  丁爽:现在政策取向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能够真正实现这种搭配就比较理想。从前两年来看,财政政策不太积极,今年预算赤字虽有所增加,但增幅很小,我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即赤字率一直低于3%,而且往往实现的赤字低于预算的数字。如果把预算外和预算内合起来看,今年的财政政策很可能是中性,很难对经济提供支撑,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预算内的财政应该更加扩张,这方面尚有余地。

  我们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要运用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以财政政策为例,在新的预算法中有跨年度的预算平衡机制。

  货币政策也可以实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价格型的货币政策框架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因为很多经济实体对价格并不敏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利率市场化没有完成的时候,价格型与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应该会同时使用。中国设置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目标,实际也起到自我稳定的作用。如果年初设定M2增长率为12%,由于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使得中国名义GDP第一季度增长只有5.8%,这就自动拉大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增长目标之间的差距,如果M2增长继续按照12%执行的话,货币政策就自动变得更宽松了。所以,宏观政策应该通过自动稳定机制来提供比较稳定的宏观环境。

  “利率走廊”框架需慢慢明确

  日报:目前利率市场化已接近完成,汇率市场化亦在不断推进;国际收支和国内融资结构等都在发生改变。未来应如何重新构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应对新的市场环境?

  丁爽:今年以来,改革推进比预期快,利率市场化只剩最后一步,今年很有可能完全放开,汇率市场化仍需改善中间价定价不够透明的问题,也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总体来说,市场化程度有很大的提高。

  货币政策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例如降准之后,如果市场上没有需求,超额准备金就会增加,所以光靠货币政策本身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其他政策帮助提振需求。人民银行能做的是配备各种工具,让工具箱更加丰富,央行因此拥有更多主动权,然后根据基础货币的供求状况,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央行可以主动地使用这些工具来调节基础货币。

  此外,央行需要提高透明度,管理好市场预期。关于政策框架,数量型框架会逐步向价格型框架过渡。预计人民银行会建立“利率走廊”,通过使用各种政策工具将市场利率引导至“利率走廊”中的合理水平。

  日报:资本账户开放后势必会出现资金的大规模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该如何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进行协调、配合?

  丁爽:资本账户开放后,不可避免,货币政策将会更加复杂,人民币(6.2092, 0.0003, 0.00%)的流入流出渠道会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今后需要关注的变量会越来越多,例如美国的货币政策进入加息通道后,对资本流动造成的影响,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数量型管理会更加困难,亟需实现向价格型管理的转变。

 

责任编辑:方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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